《意见》的印发有利于加强古籍工作领导体制建设，强化古籍工作部门职责，是我国古籍工作领导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如何在新时代把古籍事业推到出质量、出大师的高度，是当前的关键任务

文 | 杜泽逊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

古籍事业在赓续传承弘扬中华文脉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1981年印发《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推进了古籍工作的进展。41年后，深入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发展亟需一套明确指南和完善机制。《意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籍保护、整理、出版、普及工作的总结性提升，是新时代我国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如何让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突出，《意见》围绕统筹布局、提升古籍工作质量、面向未来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突出问题导向，体现了党和国家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总体思路。

统筹布局

《意见》首先明确了新时代古籍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即坚持统筹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确保古籍工作协调衔接、一体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何使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工作水平有效提升提到日程上来。统筹布局，是进一步推动国家古籍事业发展繁荣的重要举措。

古籍工作呈系统性，有多个环节。

——古籍收藏保护系统为上游。包括文化和旅游部门的公共图书馆，文物部门的公共博物馆，教育部门的高校图书馆及其他部委下属单位的图书馆等，约一千家收藏单位，主要任务是收藏保护并为古籍整理研究等专业人员提供阅览复制等服务。

——古籍整理研究系统为中游，是古籍工作的关键环节。主要专业人员在高校、社科院及其他专业部门，任务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外译、数字化、撰写研究报告。

——古籍出版发行系统为下游。包括古籍专业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当前备受关注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主要由收藏单位负责图像数字化、出版单位负责整理成果数字化。

上中下游三者的关系是连锁性的。珍贵的版本如何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顺利提供给广大整理研究者？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在达到学术标准后，如何克服销量不大的困难顺利出版？出版物如何在遵守著作权法等法律的前提下，顺利数字化？所有环节都有各自的规范和要求，需要协调统筹，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古籍的保护和传承。

此次《意见》明确指出，中央宣传部发挥在全国古籍工作中的牵头作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履行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协调职责，负责制定实施国家古籍工作中长期规划，统筹抢救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以及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推广、古籍人才培养等工作，推进古籍重大项目，组织古籍工作督查考评。这有利于加强古籍工作领导体制建设，强化古籍工作部门职责，是我国古籍工作领导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2021年6月17日，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在修复水陆画  丁洪法摄/本刊

提升质量

近年来，古籍保护整理出版数量已实现稳步提升，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低水平重复、零散粗糙等现象。如何在新时代把古籍事业推到出质量、出大师的高度，是当前的关键任务。这也是《意见》的重要指向，有鲜明的针对性。

《意见》明确提出“提升古籍工作质量”，从提高古籍保护水平、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三方面进行了部署。

文件强调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等，这对古籍整理水平提高而言非常及时。近百年来，虽然出现了标点本《二十四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古籍整理精品，但远不能满足当代需求。这需要有计划地对传世骨干典籍做精细的深度整理，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整理对象属于传世或出土顶级典籍文献，二是集学术界已有成果之大成，三是整理者水平较高，成果达到新的高水平。这是古籍事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意见》还对人才培养、评价机制、法治保障、财税政策作出指示，从“为何做”到“做什么”再到“怎么做”给出明晰规定，系统性前所未有。

评价机制是古籍工作中长期关注的焦点。古籍整理，难度大，周期长，却显示度低。一部《史记》，历史上经过很多人整理、钞写、刊刻、注释、研究。但《史记》的著者永远是司马迁，许多人不了解其整理的学术难度和工作的艰苦卓绝，对古籍整理的学术贡献认识不足，存在古籍整理成果认定、职称评定与付出的脱节，甚至有的单位学术评价体系对古籍点校不予承认。

对此，《意见》强调：“健全评价机制，科学评价古籍工作质量，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评价办法，加强古籍优秀成果评选推荐工作。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这就明确了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特殊性和特殊评价的机制。随着国家古籍工作评价体系的出台，古籍整理成果的科学评价问题有望迎刃而解。

面向未来

《意见》强调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当代、面向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以往“合理利用”古籍的表述，《意见》提出“促进古籍有效利用”，并首次明确“统筹好古籍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体现了兼顾古籍保护与古籍使用的科学思路。古籍原件具有文物价值，要保护好；同时古籍承载着文字内容，是文化建设的“活水源头”，要用妥善办法让内容活起来。这需要拍照或用特殊扫描仪扫描，变成高清彩色电子版，原件保存，内容可上网或影印出版，再加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并开发全文检索、主题检索数字资源库。

另一方面，什么样的古籍成果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可以成为古籍数字化乃至古籍外译的可靠底本？文献整理的版本选择在国际上有相似标准，如原始性、准确性、注释的水平等，要基于此产生新时期的整理版本。这背后，有赖于渊博的古籍学问。

面向未来，尤需考虑高水平古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优良传统的传承。相比数量庞大的古籍，加强专业队伍、专业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务之急。

对此，《意见》从加强古籍存藏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专业机构建设，完善用人机制，强化古籍人才培训等方面提出了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部署。如在国家层面提出实施古籍人才培训计划，设立全国古籍人才培训库，有利于使古籍人才培训机制化。“扩大古籍保护修复人才规模”等表述也具有明确指向性。特别是《意见》用较大体量、全方位强调人才队伍建设，表明党和国家对古籍人才的高度重视。这是我们贯彻落实《意见》应特别重视的从长远出发的一项关键工作。

（作者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