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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后期礼部尚书“虚职化”现象初探

发布时间:2026-10-21 15:41:58

摘要:作为礼部长官,唐前期的礼部尚书掌管礼仪、贡举等核心政令,拥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自唐中期开始,其实际职权与地位出现“虚职化”的趋势,至后期逐渐演变为荣誉性的头衔。唐中后期礼部尚书一职出现的“虚职化”现象有如下表现:其一,唐中后期检校礼部尚书大量盛行,不履行实际职务;其二,礼部尚书权力发生转移,礼部侍郎成为礼部事实掌权者,传统礼仪职能遭分割;其三,礼部尚书的任职特征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唐中后期礼部尚书正在逐渐丧失实权,折射出当时尚书省地位衰落、中央行政体系呈现重构的趋势。

关键词:唐代;礼部;礼部尚书;虚职化现象;任职情况

唐代礼部尚书一职的设置由来已久。尚书之名始于秦代,西汉时期分设诸曹,各司其职,其中礼仪相关事务由客曹负责,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1],可视为礼部尚书的雏形。东晋开始设置祠部尚书掌管祭祀,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仪曹尚书”等称号,但在职责上无明显变化。隋代礼部尚书的设置受汉晋南北朝的综合影响,应是祠部尚书的延续[2],科举考试的草创使其职能得到一定扩展。唐代的职官制度大体上是对隋代的继承和发展,礼部尚书亦在此列。史载,唐代礼部尚书“掌天下礼仪、祠祭、宴飨、贡举之政令”[3],是唐代重要的行政长官之一,在唐初中央行政体系中地位超然。然而,从唐中期开始,在诸多原因影响下,尚书省的地位遭遇极大挑战,朝廷对礼部尚书的重视程度也随之下降,礼部尚书的实际地位大不如前,到唐后期逐渐成为一项荣誉性的加衔,体现出明显的“虚职化”倾向。目前,学界存在部分针对唐代礼官地位变化的论述,对唐代礼部尚书地位的下降略作了分析,但是尚无关于唐代礼部尚书“虚职化”的专题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对唐代中后期礼部尚书“虚职化”的表现进行初步探讨。

一、唐中后期检校礼部尚书的盛行

不掌握实际权力、仅作为奖励勋贵功臣的荣誉称号的检校礼部尚书的大量涌现,是唐中后期礼部尚书走向“虚职化”的突出表现。

“检校”一词本义为“检查”“考校”。“检校”加诸官名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检校官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官衔。《唐律疏议》中对检校官的性质作了界定:“内外官敕令摄他司事者,皆为检校。若比司,即为摄判。”[4]也就是说,皇帝命令内、外官员去兼管其他部门事务,这种情况被称为“检校”。唐初的检校官多属此种性质。而到唐中期以后,许多检校官不再掌握实际权力,检校官成为彰显身份地位的名号。钱大昕在著作中提及唐中叶以后的检校官,称其“有名无实”。严耕望也在《唐仆尚丞郎表》中概括了唐代不同时间检校官的性质:“自唐初至肃宗世,凡检校官,皆掌本职,与正员不异……代宗之后,勋臣方岳多加检校仆射、检校尚书,纯虚衔,非实职。”[5]张东光在《唐代的检校官》一文中根据性质将其分为“实履其任的检校官”和“假借官资的检校官”两类,并指出假借官盛行于唐后期。[6]

唐中后期以检校办法任用礼部尚书的情况十分普遍,且多为虚衔。如德宗时期,“加苏州刺史韩滉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充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7]润州刺史为地方行政长官,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使都是使职差遣,而检校礼部尚书只是在原有官职基础上加授的一个头衔,可以视作对韩滉的嘉奖,属于前面提到的“假借官资的检校官”。再如宣宗时期,“以给事中、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高少逸检校礼部尚书、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8]华州刺史为地方行政长官,潼关防御使的职责是负责潼关地区的军事防御事务,镇国军使是重要的地方军事使职,此处的检校礼部尚书也并非实职。

唐中后期检校礼部尚书的日益普遍化使得礼部尚书的实际行政职能逐渐丧失,礼部的事务逐渐向侍郎倾斜,而这种状况则进一步推动了礼部尚书的“虚职化”。

二、礼部尚书的职权发生转移

唐中后期礼部尚书走向虚职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其权力发生转移,而礼部侍郎作为礼部之中仅次于尚书的副长官,因尚书与实际权力的剥离而获得了相对更多的行政操作空间,从而在权力地位上得到了提升,成为礼部事实上的掌权者。正如严耕望所说:“丞郎之职本仆尚之亚,仆尚既失其职,丞郎位任自隆。”[9]

自开元年间贡举权由吏部转移到礼部侍郎手中,后者的地位就日渐崇高。礼部侍郎直接掌握国家高级人才的选拔权,并从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礼部侍郎对科举制度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依古制,县令举孝廉于刺史,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名于省:省试每经问义十条、对策三道,取其通否。”[10]代宗令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等参与讨论,多数人都赞同杨绾的提议。肃宗时期,李揆兼任礼部侍郎,他认为当时的主考官选拔人才的方式太死板,只是要求考生死记硬背书本上的内容,考察不出考生的实际才能,于是在考场中放置书籍供考生查阅,其改革措施得到众人的赞誉,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另外,一些关键问题的决策之中也有礼部侍郎的参与。如文宗时期,李训得到皇帝重用,以礼部侍郎加“同平章事”衔拜相,策划了对晚唐政局影响颇深的甘露之变。

朝廷为挽救尚书失权的局面也曾采取一些措施。德宗时期曾下敕书曰:“尚书郎除休暇,宜每日视事。自至德以来,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有间日视事者,尚书省皆以间日。先是,宰相张延赏欲事归省司,恐致稽拥,准故事,令每日视事。”[11]其目的是通过强制要求使尚书的原有职权得到恢复。但是,这种努力很难长期奏效,在宰相张延赏去世后,诸司尚书又回到了之前两日一办公的状态。

礼仪事务的主持原本是礼部的核心职能,然而,伴随着唐中后期礼部尚书的失权,其部分职能被使职所代替。唐中后期有不少礼仪使参议礼仪事务的例子,而这项职能原先多由礼部尚书行使,这说明礼部尚书这一官职的实际意义已经被逐渐消解了。宪宗时期,有礼仪使上奏:“曾太皇太后沈氏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按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而服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皇帝帅百官举哀,即以其日为忌。”[12]得到了皇帝的赞同。同年,关于将睿真皇后、德宗皇帝的牌位升入太庙的礼仪规范也接受了礼仪使杜黄裳等人的提议。

三、礼部尚书的任职情况发生明显变化

(一)唐中后期礼部尚书作为正官的情况减少

根据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一书统计,唐前期由宰相兼任礼部尚书的情况仅存在两例,分别是刘洎和裴炎,二人均以侍中兼礼部尚书事。到唐中后期,以宰相兼任礼部尚书的情况多达19例,仅仅是唐后期,就有18人以宰相身份兼任礼部尚书一职,占据了唐后期已知礼部尚书总人数的37.5%(18/48),说是唐后期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也不为过。由宰相兼任礼部尚书更多是为了将权力集中起来而并非强调礼部尚书本身的重要性。宰相在兼任礼部尚书期间通常继续在中书门下履行宰相职责,一般不会前往礼部办公,因此很难顾及礼部的日常事务,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把控礼部的政策方向,实际上变相剥夺了礼部尚书在本司的核心地位,这使得礼部尚书的独立性逐渐丧失,仅作为礼部名义上的长官而存在。德宗时期,宰相崔造提议“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13],刘滋便以宰相判吏部、礼部。“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谦和美言悦下,无所是非,政事多决于造。”[14]在政务的决策上,刘滋多是听从崔造的决定,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相位无所启奏,但多谦退,廉谨畏慎而已。”[15]刘滋在担任宰相职位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贡献,由他来兼任礼部尚书一职,说明此时礼部尚书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与虚职无异。

(二)唐中后期礼部尚书兼任其他职务的情况增多

唐中后期礼部尚书的虚职化趋势由其兼任其他职务的情况也能窥见一二。在唐前期的35位礼部尚书中,排除以本官兼任宰相的情况,余下30人中共有8人兼任其他官职,其中李纲、许敬宗、于志宁兼任东宫官职,王珪兼任魏王师,兼职均不直接参与行政事务;李道宗、范履冰、武三思兼任使职;裴行俭三次以本官兼任其他职务,均担任军事职官。唐中期26位礼部尚书中,除兼任宰相外,余下24人中有15人兼任其他官职,且大多兼任直接参与行政事务的职官;唐后期48位礼部尚书中,除兼任宰相外,余下27人中有11人兼任其他官职,其中以使职居多。由此可见,在唐代前期,官制相对稳定,各部门职责划分较为清晰。礼部尚书作为礼部的最高长官,主要负责礼仪、科举等事务,不需要过多参与到其他行政领域中去。裴行俭多次以礼部尚书兼任军事职官,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才能深得高宗赏识与信任:

高宗廷劳之曰:“比以西服未宁,遣卿总兵讨逐,孤军深入,经途万里。卿权略有闻,诚节夙著,兵不血刃,而凶党殄灭。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寻又赐宴,谓行俭曰:“卿文武兼资,今故授卿二职。”即日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16]

可见此时的礼部尚书一职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唐中期,土地兼并、财政困难、藩镇割据等问题接连涌现,随着行政事务的日益复杂,这对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礼部尚书兼任行政事务职官,有助于打破部门壁垒,迅速调配人力、物力等资源,提高行政效率。但是,与此同时,礼部尚书的精力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兼任官的事务,这很可能会导致其无暇顾及礼部的事务,从而导致其作为礼部尚书的权力发生转移。到唐后期,使职成为权力运行的一个重要方式,许多重要的事务通过使职来推动,由于使职的特殊性和独立性,礼部尚书在兼任使职时,往往会优先处理相关事务,从而忽视礼部的日常管理。这一时期行政体制的实际运作变得更为灵活,而礼部作为职事官的实际地位是在下降的。

(三)唐后期礼部尚书的任期缩短,更换频繁

与唐前期相比,唐中后期礼部尚书的任期明显有缩短的迹象。这从三个阶段礼部尚书的数量上也能看出:前期(618-712)共有40任礼部尚书,中期(玄宗712-805)共有27任礼部尚书,后期(806-907)共有48任礼部尚书。唐前期,礼部尚书的任期主要集中在一年到三年之间,有两任礼部尚书的任期在三年以上;中期是礼部尚书平均任期最长的时段,任期超过一年的占六成以上,任期超过三年的共有六任;唐后期礼部尚书的平均任期最低,有六成多的礼部尚书任期不足一年,任期超过三年的仅一任。

唐后期礼部尚书频繁更换,逐渐成为一种过渡性的头衔。朝廷为安抚功臣,将礼部尚书作为加衔授予某人,或是由宰相兼任礼部尚书,彰显其地位的尊崇。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对礼部尚书任期的稳定性没有很高的要求,礼部的事务基本由礼部侍郎负责,礼部尚书只是名义上的长官,无需长期任职亦可保证部门的正常运作。

结语

唐中后期,“检校”礼部尚书作为荣誉头衔日益泛滥,礼部尚书的任职情况与之前相比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任期更是明显缩短。这些都是礼部尚书逐渐走向“虚职化”的表现,折射出唐中后期中央行政体系面临的挑战以及对运作方式进行的调整。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3597.

[2]卢庆辉.《先秦至隋的礼官及其演变》[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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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6:9.

[6]张东光.《唐代的检校官》[J].《晋阳学刊》,2006(02):74-78.

[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29.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35.

[9]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严耕望史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15.

[10]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029.

[11]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57.

[1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3:6374.

[1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626.

[1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51.

[1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52.

[1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03.

高凯欣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