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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4年度《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社区教育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实现研究》（课题编号：2024GB206）

摘要：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基石，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深度参与社区教育是其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核心路径。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社区教育已形成多模式实践格局，服务覆盖与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但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下，其内涵认知、功能定位与实践路径仍存在适配性不足，治理属性尚未充分彰显。本文在梳理高职院校社区教育发展政策演进与实践形态的基础上，从社区治理的五大维度重构其价值内涵，系统剖析政策执行断层、价值认知偏差等现实困境，提出从五个维度重塑角色定位，推动高职院校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实现教育价值与治理效能双向提升，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社区治理；高职院校；社区教育；职业教育

一、高职院校开展社区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政策演进：从试点探索到制度赋能

我国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历经三个政策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起步期（20世纪80年代—2000年），社区教育以校外教育补充形态存在，职业院校参与以零散实践为主，缺乏顶层制度设计。第二阶段为初步探索期（2001—2014年），终身学习理念逐步普及，教育部推进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建设，职业院校开始作为重要主体参与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三阶段为全面展开期（2014年至今），政策能级持续提升，制度框架不断完善：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首次提出“推动职业院校社区化办学”；2016年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高职院校参与路径；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高职院校“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2022年新修订《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确立职业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定位，党的二十大将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政策体系从倡导性要求转向法定性职责，为高职院校开展社区教育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二）实践形态：多元模式的本土化探索

在政策推动下，各地高职院校结合区域实际形成四类典型实践模式。一是学院主导模式，由高职院校牵头组建社区教育联盟，整合区域资源、搭建服务网络，发挥规划引领与品牌建设作用。二是社区驱动模式，以社区具体需求为导向提供定制化教育服务，精准对接居民差异化学习需求，如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围绕社区场景开展服务，探索出融入基层治理的“宜昌实践”。三是协同合作模式，构建政府、院校、社区、企业多方协作网络，整合区域职教资源嵌入地方治理体系。四是制度创新模式，通过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等制度突破，打通社区教育与学历教育壁垒，形成服务闭环机制。

（三）成效显现：服务体系初步构建

经过多年发展，高职院校社区教育服务能力已形成规模效应。《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全国高职院校开展非学历培训项目达76532个，平均每所院校52.78个，服务覆盖职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培育、便民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服务内容逐步形成“技能+素养+民生”三维架构：职业技能赋能涵盖实用技术培训、职工技能提升、再就业培训等；综合素养提升涉及文化科普、法治常识等；便民服务包括科学育儿、老年健康、公益活动等。服务路径不断拓展，形成线下阵地依托、线上平台赋能、校社联动推进、志愿服务融入的多元路径，初步构建起覆盖城乡、面向全民的社区教育服务网络，为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社区治理奠定了基础。

二、社区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职院校社区教育的内涵重构

社区治理现代化要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高职院校社区教育不再是单纯的“送教进社区”，而是嵌入社区治理全链条、赋能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需从价值内核、功能维度与本质属性三个层面重构内涵。

（一）价值内核：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与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高职院校社区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教育功能”与“治理功能”的双向赋能。一方面，坚守教育本质，将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延伸至社区，为不同群体提供终身学习机会，弥补社区教育资源短板，提升居民综合素养，夯实学习型社会基层基础。另一方面，强化治理属性，将社区教育作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通过教育引导培育居民公共意识、提升自治能力、凝聚社会共识，将教育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助力解决民生服务、矛盾化解、文化建设等现实问题，推动社区治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共治型”转变。二者相辅相成，教育功能是基础，治理功能是延伸，共同服务于社区治理现代化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双重目标。

（二）功能维度：嵌入社区治理全领域的多元价值

从社区治理五大领域出发，高职院校社区教育的功能体现为五个维度：

1.社会治理维度：民生服务与矛盾化解。发挥教育普惠性，面向社区弱势群体开展精准帮扶教育，提供技能培训、权益保护、心理疏导等服务，填补公共服务短板；通过法治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引导居民理性表达诉求，从源头化解邻里矛盾，发挥社会“减压阀”作用。

2.政治治理维度：公民培育与基层自治。将公民教育融入社区教育，开展民主法治、公共责任、参与意识等培育，提升居民政治素养与自治能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基层治理部署，增进居民认同；组织师生参与社区议事、公共事务监督，助力基层民主自治实践，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3.经济治理维度：技能赋能与就业促进。依托职业教育专业优势，面向社区居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指导、岗位能力提升，重点服务新业态劳动者、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周边企业提供职工培训与技术支持，助力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

4.文化治理维度：价值凝聚与文化传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开展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社区文化活动，培育共同价值观念；挖掘在地文化资源，开发非遗传承、民俗体验等特色项目，增强居民文化认同感与社区归属感；打造社区文化品牌，以文化凝聚人心，提升社区治理软实力。

5.环境治理维度：生态共识与行为养成。开展生态环保、垃圾分类、绿色生活等主题教育，提升居民环保意识；组织师生参与社区环境整治、绿色社区创建等实践活动，引导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助力社区生态环境治理，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

（三）本质属性：公共性、职业性与在地性的统一

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高职院校社区教育兼具三重本质属性。一是公共性，本质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延伸，以公益属性为核心，面向全体社区居民提供普惠性教育服务，保障不同群体学习权利，彰显教育公平。二是职业性，依托高职院校专业特色与技能优势，突出职业技能培训与技术服务，区别于普通社区教育的文化娱乐属性，形成差异化供给优势。三是在地性，深度扎根区域实际，对接地方社区治理需求，融入地域文化特色，形成本土化服务模式。三重属性相互统一，共同构成高职院校社区教育的核心特征。

三、高职院校开展社区教育的现实困境

尽管高职院校社区教育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对照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仍面临多维度结构性困境，制约治理功能充分发挥。

（一）政策执行断层：制度供给与落地效能的落差

政策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但基层执行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一是经费投入缺乏可持续性，多数高职院校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占年度教育经费比例不足2.5%，部分院校无固定预算，经费依赖零散项目，难以支撑常态化服务。二是机构设置不健全，全国仅30%的高职院校设立社区教育专门管理部门，其余多为挂靠科室或临时团队，缺乏专职队伍与统筹机制。三是跨部门协同不足，调研显示，35%的高职院校反映“跨部门协调困难”，28%表示“政策执行缺乏明确指引”，教育部门单打独斗局面尚未改变，多部门未形成协同合力。四是政策层级结构失衡，国家及省级顶层设计文件占比高，县区街道层面实施细则与配套政策不足，形成“倒金字塔式”制度供给，政策落地缺乏可操作指引。

（二）价值认知偏差：工具理性与治理属性的失衡

理念认知偏差是制约深度发展的核心症结。从院校层面看，部分高职院校仍将社区教育视为“额外任务”“公益负担”，工作重心集中在全日制学历教育，对社区教育重视不足；实践中存在功利化倾向，多以完成任务指标、扩大社会影响为目标，社区教育停留在讲座、活动等短期化、表层化形式，缺乏长期规划与深度融入。更为突出的是普遍存在“重教育、轻治理”的认知偏差，将社区教育窄化为知识与技能传递，忽视其在公民培育、社区凝聚、基层自治等方面的治理功能，教育价值与治理价值割裂，导致服务与社区治理需求脱节。从居民层面看，部分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淡漠，对社区教育的认知停留在休闲娱乐层面，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不足。

（三）资源供给错配：需求多元与供给单一的矛盾

社区居民需求呈现“全年龄段、多元化、差异化”特征，但高职院校社区教育供给存在结构性错配。一是课程供给与需求脱节，现有课程中讲座类占比超60%，系统性、针对性课程占比不足40%；内容偏重老年文娱、儿童托管等通用领域，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课程、面向在职人员的能力提升课程、面向治理需求的公民素养课程供给不足。调研显示，拆迁返迁农民、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适应性培训需求强烈，但现有服务针对性不足，参与率偏低。二是服务方式适配性不足，仍以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线下授课为主，难以适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碎片化、移动化”的学习需求，数字化资源更新缓慢，线上服务功能单一。三是师资队伍支撑不足，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占比普遍低于5%，且缺乏系统培训；教师参与激励机制不完善，未纳入教学工作量与职称评聘体系，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江苏省调研显示，90.32%的院校认为“激励措施不足，教师积极性不高”是主要制约因素。

（四）协同机制缺位：多元主体与治理合力的不足

社区治理现代化要求多元主体共治，但当前高职院校社区教育尚未形成协同治理格局。一是内部协同不畅，高职院校内部多由继续教育学院单独负责社区教育，二级学院、专业系部参与度低，教学、科研、实训等优质资源难以向社区开放，实训基地、图书馆等场地开放率低且时间与居民需求错位。二是校社协同松散，高职院校与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的合作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层面，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需求收集、资源对接、项目共商的常态化机制尚未建立。三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企业、社会组织、驻地单位参与渠道不畅、积极性不高，资源整合力度有限，难以形成治理合力。多头管理、各自为政问题依然存在，多部门职责边界不清，缺乏统筹协调机构，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制约治理效能提升。

（五）评价体系滞后：教育成效与治理效能的脱节

质量评价机制不健全，难以形成良性发展循环。一是评价导向偏差，现有评价多聚焦于培训人次、课程数量、活动场次等教育规模指标，对社区教育的治理效能评价不足，缺乏与社区治理成效挂钩的指标体系，难以衡量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贡献。二是评价方式单一，以终结性评价为主，缺乏过程性评价与动态反馈机制，难以根据居民需求变化及时调整服务供给。三是激励机制缺失，评价结果与院校考核、教师绩效关联度低，对参与主体的激励作用不足。评价体系滞后导致社区教育难以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也制约了治理功能的持续深化。

四、结语

社区治理现代化为高职院校社区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职院校开展社区教育，不仅是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应有之义，更是参与基层治理、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面对当前实践中的诸多困境，高职院校需主动转变定位，从单一的教育资源供给者，转向政策协同者、资源供给者、共治参与者、文化培育者、生态构建者的多元角色，将社区教育深度嵌入社区治理各领域、各环节。通过制度完善、资源优化、机制创新、文化引领与生态构建，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与治理效能，既为社区居民提供更高质量的终身学习服务，也为社区治理现代化注入职教力量，最终实现教育发展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同频共振。这既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李扬 袁玉芹 刘方玉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