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6日，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奉命在河北蔚县明铺村附近伏击日寇，团参谋长、28岁的左齐指挥战斗时，右臂中弹受伤，由于敌人围追堵截，三天后才被送往白求恩医疗队。当时，左齐的右臂发黑、坏死，随时危及生命，白求恩为左齐实施了截肢手术，将其右侧肩胛骨全部摘除，后来，这位开国将帅中的独臂将军，从未受到其他并发症的折磨，与白求恩的主刀和手术方案有直接关系。

白求恩，这位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正是在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组建医疗队来到中国的。

 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启发下，适应抗日游击战的特点，白求恩创建“能流动的医院”，把临时战地手术室搬到离战场最近的地方，随时出发，随时停下，随时手术。他研究出一套盛放医疗工具的“药驮子”，取名“卢沟桥”，一个“药驮子”足够实施100次手术，500次包扎，挽救了很多八路军伤员的生命。

为了在战斗中尽早介入对伤员的抢救，白求恩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争分夺秒，废寝忘食。1939年4月齐会战斗中，白求恩持续工作69个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

随后不久，敌人冲到孙家庄村外，炮弹不时落到手术室后面。为了抢时间，在给战士朱德士做手术时，白求恩不慎刺破手指，没来得及认真消毒；第三天，又坚持给丹毒感染的战士吴明做手术，伤口再次被感染。持续的高烧之后，白求恩病情恶化，1939年11月12日清晨5点，49岁的白求恩大夫在黄石村一间简陋的房屋内与世长辞。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称赞，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是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

在白求恩事迹感召下，世界上众多友好人士前来中国参加援华医疗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9年，28岁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加入了由爱德华、巴苏华等5位医生组成的援华医疗队。他和同伴们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走遍了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平西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沿途施行了50余次手术，诊治了2000余名伤病员。

1940年6月21日，印度政府来电要求柯棣华回国，他没有犹豫，选择了留在中国。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柯棣华潜伏的癫痫病开始发作，1942年12月9日凌晨，32岁的柯棣华停止了心跳。

抗战期间，奥地利人傅莱研制出土方青霉素，用于战伤及感染性疾病治疗；黎巴嫩人马海德，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们与白求恩和柯棣华并肩作战，为促进中国医学信息工作的发展和国际合作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开展的艰苦抗战中，由林迈可、李苦禅、贝熙业大夫延展开的一条“医药之路”，连接起了伟大的国际主义友谊。

林迈克是英国勋爵的后代，1937年受聘担任北平燕京大学的经济学导师。同年12月，林迈可绕道美国，从温哥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被晋察冀根据地的八路军所吸引。回到北京，他一面为八路军筹集药品，一面给八路军做无线电发射电台。

李苦禅是画技高超的国画大师，也是一位爱国志士。当时，林迈可把药品中转到协和医院，正是在李苦禅的帮助下，趁着夜色派人将药材分装、做成急救包的。

 药品分装完毕，送到八路军手中的关键一步，是在贝家花园实现的。贝家花园的主人是法国人贝熙业，协和医院的大夫。受林迈可所托，这位70岁的老人，经常骑自行车载重几十斤，走崎岖土路六七十里，为平西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

在河北省保定市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的白求恩墓园右侧，安葬着一位女性加拿大友人，她叫琼·尤恩。抗战期间，她参加了白求恩医疗队，作为白求恩大夫的翻译和助手，为八路军的医疗护理事业做出了贡献。

 1986年，琼·尤恩去世。两年后，她的家属遵照其遗嘱，将她的部分骨灰埋在了这片她曾经热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