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安顺，以同一个名字命名的道路、公园、广场不胜枚举，这就是“若飞”。每当翻开党史，翻阅保密工作史，“王若飞”这个字眼总能给人直抵内心的触动。他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是毛泽东题写的“四八”烈士，也是保密战线的忠诚卫士。回顾王若飞的一生，保密几乎无处不在，是他时刻谨遵的金规铁律。

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

1896年，王若飞出生在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粤唇齿”之称的贵州安顺。早在年少读书时，因为喜欢《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豪情，他便给自己改名王度，字若飞，尽显一腔报国情怀。青年时期，王若飞开始饱含热情地追求革命真理，1922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他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并任执委会委员。

当时，由于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团员和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并出版刊物《少年》《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还设立了华工运动委员会。在参加革命初期，王若飞就树立了较强的保密意识。他白天到工厂做工以掩护身份，晚上到巴黎郊外的工业区，领导那里的华工组织，开展华工教育，秘密发展党员。这些华工中的先进分子有的后来回到国内，有的赴苏联学习，许多人都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为掩护身份，王若飞等人在开展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都使用化名，如李维汉为罗迈、赵世炎为乐生、王若飞为雷音。在后来的工作中，王若飞还以岳威、岳渔等为笔名撰写文章。

1926年，王若飞调往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与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他事无巨细，很多事项均亲手经管，党中央每次开会，王若飞还坚持做记录，同时做好保密工作。

在他任职期间，党中央确立了中共中央秘书长8方面的工作职责，与保密工作直接相关的就有4项。其中一项即负责指导全党保密工作，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局下达的保密工作方面的指示、规定、通知，以及采取的保密措施等均由秘书长督促检查，严格执行。遇有失泄密情况，轻者由秘书长会同有关部门处理，重者提交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由秘书长负责执行。

同时，在秘书长之下设立秘书职位，配备相关人员，选择标准为政治条件好、思想觉悟高、组织纪律观念强，同时具有较强的保密意识，机警灵活、胆大心细的干部。秘书工作机构的建立及人员的配备，不仅适应了党在秘密环境下工作发展的需要，还使党的保密工作有专人负责。

为了让党员重视并掌握保密工作技能，1926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发表了《秘密工作常识》一文，规定保密纪律，介绍技巧方法，提出30条保密工作要求，成为保密工作的通俗指导，同时也是针对共产党员的纪律规定。王若飞在这一时期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为党的保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死里逃生唯斗争 铁窗难锁钢铁心

1928年，王若飞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之后作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直到1931年才回国，担任西北特委特派员，领导开辟陕甘宁绥一带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他化名黄敬斋，和化名张其胜的吉合(新中国成立后任驻苏联武官，被授予少将军衔)一道从苏联回国，以皮毛商人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王若飞很快与乌兰夫接上关系，传达了党对绥远工作的指示，即长期秘密地保存力量，做好民族工作，逐步开展武装斗争。

在工作中，王若飞时常引导吉合做好保密工作。当看到吉合言谈举止军人气息颇浓时，便对他说：“你既然是以阔商掌柜身份出现，举手投足就要文雅迟缓，比如走路，前面有障碍物，商人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去，绝不会挺直身板、一跃而过。商人说话绝不能用军事术语。倘若被捕了，要坚持用化名和身份，回答问题首尾一致，即使受刑也坚持不改，让敌人无可奈何。”吉合一一记下王若飞的话，把枪和子弹藏起来，逐渐进入了“商人”角色。

不久后，一个噩耗传来——由于叛徒出卖，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当时，他身上带有乌兰夫给他的工作报告和《告全旗蒙民书》等，为保护党的秘密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拼命将纸片塞进嘴里嚼烂。国民党连夜审讯，王若飞宁死不屈：“‘招’字早就从我的字典里抠掉了，你们只能抓到我一个人。”当被押赴刑场以“执行枪决”相威胁时，他泰然处之，平静地对刽子手说：“开枪吧!”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感佩于王若飞的胆略与气节，请他在自家客厅长谈，王若飞力陈抗日主张，并写下一份长达万言的“抗日救国意见书”。

王若飞被捕后，舅父黄齐生多方奔走营救。傅作义提出，只要“黄敬斋”肯留在绥远为他工作，就可以无条件释放。王若飞却对舅父讲：“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的唾弃，那活着还有意思吗?”

狱中生活极其艰苦，王若飞曾在给亲人的书信中写道，“居狱中久，气血渐衰，皮肉虚浮，偶尔擦破，常至溃烂”“人间地狱，信非虚语”。然而当谈及狱中心志，却是另一番豪情万丈：“以为弟居此环境中，将如何哀伤痛苦，其实不然。一息尚存，终当努力奋斗。现实所受之苦难，早在预计之中，为工作过程所难免，决不值什么伤痛也。”并写下“为谋解放头可断，留得清白在人间”“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等诗句，忠贞坚定之心跃然纸上。

1936年，王若飞被转押至山西。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阎锡山接受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前往山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伺机营救狱中同志。当薄一波出现在囚室时，王若飞高度警惕，还要求他带来党的文件以作证明，经数次交谈考察，方才予以信任。得知即将出狱，王若飞主动要求党组织对自己进行审查。据参加营救的同志回忆，监狱档案中曾有记载：“黄犯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员，在包头被捕时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毫无悔过之心，常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在长达5年7个月的牢狱生活中，王若飞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威武不屈、坚持斗争。

忠魂直上重霄九 英烈永垂天地间

出狱回到延安后，王若飞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毛泽东多次夸赞：“若飞是我们的理论家。”

1944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后期，国共两党摩擦迭起，大后方人心震荡。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同时，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领导，他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带领南方各省区地下党积极斗争。1945年6月，王若飞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王若飞呕心沥血，全力以赴。

国民党特务机构按照蒋介石部署，对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进行着肆无忌惮的破坏，更将目标集中在窃取和谈情报上。党中央洞若观火，王若飞作为参与谈判的重要参谋助手，谨慎而周密地应对着公开谈判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他经常白天进行紧张的谈判，晚上连夜整理材料、准备意见，与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对策。同时，为了大家的安全，他费尽心血，随时随地关注保密保卫工作，许多夜晚都不能休息。1945年10月10日，经过40多天的谈判，周恩来、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在“双十协定”上签字。

在谈判之外，王若飞还广泛接触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宣传我党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各种阴谋活动。1946年1月，王若飞代表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斗争的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独裁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8日，王若飞携带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与秦邦宪、叶挺等13人乘飞机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在道别时，他同周恩来说：“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可起飞后因天气恶劣，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3天后，周恩来得知消息，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毛泽东为“四八”烈士亲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