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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是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著作，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方法的初步结合。《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脱离现实，错误认识平等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以及对黑格尔辩证法术语式的模仿，把黑格尔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从而逐步建构自己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这对于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字】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是针对浦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性著作，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方法论的初步结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方法 ”，集中展示了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发展的成果。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逐渐形成自己的经济学思想，确立了唯物史观。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将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相结合，也为马克思的必然转变提供了催化剂。

一、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方法论的结合：蒲鲁东与马克思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蒲鲁东认为自己是将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结合起来的开创者。蒲鲁东承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将其应用于经济学之中，建构了自己的“系列辩证法 ”。蒲鲁东本意是想以此来研究和解决社会经济贫困，实现平等，结果是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本来是想说明“观念的历史，结果却是颠倒现实与范畴，只学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大众说明地只是蒲鲁东“ 自己矛盾的历史 ”、“自己对范畴的排列组合 ”，既没有解决现实的或观念的矛盾，反而终止了一切矛盾运动。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经典著作。在《哲学的贫困》中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方法论的初步结合。这是马克思思想理论发展的必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光辉起点，《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这两部著作为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方法相结合奠定了基础。同时，俄国自由派作家安年柯夫在 1846 年 11 月 1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针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在看了《贫困的哲学》后，给安年柯夫的回信指出：《贫困的哲学》是本很坏的书。马克思在信中阐明了经济发展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关系。第一，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社会形式，因为生产力决定交换、消费，决定公民社会、政治制度。第二，“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构成其全部历史基础的自己的生产力 ”。“现在 ”的生产力取决于“现在 ”的条件，也取决于先前继承下来的生产力。第三，“一切经济形式，一切与之适应的社会关系，都会被破坏，都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 ”[1]《马克思致巴 ·瓦 ·安年柯夫》写于《贫困的哲学》之前，实际上为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提供了大纲，也加速了马克思哲学变革。

《哲学的贫困》实现了初步结合，可是，“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经济学与哲学的讨论各自为阵，延续自身的思路徐徐延展，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仍然是分立的。”[2]直到，《资本论》经济学与哲学才完全结合、浑然一体。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方法 ”中，专门用“七个说明 ”，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蒲鲁东，“实现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经验主义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双重超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 ”[3]

二、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方法 ”，集中阐释了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体现在两个方面：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批判。

（一）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辛辣地嘲讽唯心史观：“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如说，

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争，统计学家也给出了越来越多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证明。”[1] 马克思还指出，人的存在才是人类社会的起点，而人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首先就要吃、穿、住，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生产获得物质资料。这些都表明，马克思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各种理性、原理、范畴都来自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为了推动工人革命，减少《贫困的哲学》的消极影响，所以马克思要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唯心史观。

首先，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把社会历史看成是观念的历史。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表明论述的是“观念顺序的历史 ”，把现实的生产关系看成是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把这些思想排列一下次序，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历史运动和来历，清楚了观念、思想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范畴，范畴的历史知晓后人类社会历史也就清楚了。蒲鲁东完全颠倒了现实和思想的关系，只会给人类思想造成更多的混乱，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贫困。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尖锐地批判蒲鲁东，“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 ”；而且蒲鲁东所认为的“观念的历史 ”之“观念 ”，既不是黑格尔的纯粹理性，也不是马克思认为的“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而创造的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而是“普遍理性 ”或“人类理性 ”——“蒲鲁东自己的理性 ”。所以，既没有给我们“现实的历史 ”，也没有给我们“观念的神圣的历史 ”，而是蒲鲁东“ 自身矛盾的历史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2]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其次，批判永恒的范畴、观念，蒲鲁东忽视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历史的发展变化。“经济学家们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范畴 ”，蒲鲁东把“经济学家的教条 ”看成是自己的材料，同样认为这些范畴是永恒的原理、不变规律。但是“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 ”。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指出，蒲鲁东先生“并不明白一定的社会关

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1]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人们获得了新的生产力，为了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就要改变旧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即维持自己生活的方式地改变，随之而来社会关系也要发生变化。 “手工磨产生地是封建主地社会，蒸汽磨产生地地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2]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永恒的。蒲鲁东先生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一样，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永恒规律。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地对抗变得越来越激烈，为了不致使已有的文明丧失，则必然改变已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因此必然灭亡。所以说，按照社会关系产生的原理、范畴是暂时的、历史的。

最后，批判蒲鲁东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认为平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蒲鲁东先生实际目的是平等，认为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中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平等就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把平等看成是驱动社会前行的原初动力。

马克思则认为平等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特有的。马克思用英国“羊吃人 ”的历史事件，说明工业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变，不是公平在拉着一切经济范畴、社会关系在向前发展，而是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辩证法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为了构建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蒲鲁东先生只学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是对黑格尔辩证法不成功的模仿。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辩证法，即纯粹理性把自己设定为正题，理性就会分裂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即理性的肯定和否定，然后肯定和否定相互均衡，相互中和，相互抵消，形成新的思想。这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矛盾的自我运动过程是永恒的，因为世间万物是绝对理念的化身，而绝对理念是永远存在的，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也是永无止境的。

首先，批判蒲鲁东把矛盾机械化、简单化，认为矛盾就是好与坏，并最后终结辩证运动。“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了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1]而要解决矛盾，就要保存“好的方面 ”，消除“坏的方面 ”。马克思指出，“两个矛盾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但蒲鲁东先生解决矛盾，却是把一个范畴当成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即一个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要消除坏的方面，就要是用一个新的范畴来解决前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此时，就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前一个范畴自身矛盾的解决是要靠自我运动，还是要靠外力？第二，这个解决“前一个矛盾坏的方面 ”的新的范畴是如何产生的？答案是，在黑格尔那里矛盾的解决是靠矛盾自身的辩证运动实现的，但现在蒲鲁东先生自己随意的、不知道从那个地方拈来的一个新的范畴来抵消前一个矛盾的坏的方面。这个新的范畴没有经过的“矛盾自身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的检验。也是在这个时候，矛盾自己发展自己，自己肯定、否定自己的运动，因外界的插入而停止了，辩证法也没有了。所以，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辩证法那里只学到了术语，还把黑格尔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蒲鲁东先生费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覆，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还有一次跌了下来，将黑格尔辩证法“ 降低到可怜的地步 ”。

其次，批判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是一种唯心主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认为社会关系是原理、范畴的化身，颠倒现实和思想的关系。因此，在辩证上，蒲鲁东先生与黑格尔先生同样坚持唯心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指出，不管是黑格尔还是蒲鲁东，把矛盾运动看成是抽象形态的辩证运动，只会“把人们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 ”[2] ，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 ”才是停滞不动的。到最后，蒲鲁东先生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甚至是法国话。

三、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方法 ”，虽然集中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为自己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作用，但《哲学的贫困》“方法 ”也是这整篇文章的浓缩，处处都蕴含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辩证法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所以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地批判既破旧、又立新，具有双重意义。

第一，清算了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一面同情人民的苦难一面又迷恋大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生存基础，他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批判社会主义，他在社会改造方面反对使用暴力手段改造社会，主张用文火烧掉私有制，也就是主张通过改良的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建立交换银行，人民银行来为工人提供无息贷款，建立工人合作社等等）最后企图建立一个超阶级的民主国家来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后来民主社会主义。这种另类的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的危害是极大的。

第二，《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的、公开的、论战性的概述，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经济范畴的本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科学表述，对社会历史的主体问题的科学阐述和社会机体思想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生产关系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奠定科学的劳动价值和孕育剩余价值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明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中的革命阶级，指明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物质条件和指明无产阶级革命后果，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通过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确立了自己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且《哲学的贫困》已经在逻辑上初步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0.

[2]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

[3] 李怀涛.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7,11.

[4][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45.

[5] 哲学的贫困[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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