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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一般智力”概念时，科学知识刚刚开始作为独立的力量进入生产过程，伴随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理解这个命题的理论内涵，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分析路径，即科学知识如何被资本占有、如何转化为固定资本、又如何反过来支配活劳动这一核心问题。本文从分析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内在逻辑入手，在此基础上讨论它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发展挑战以及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考察，始终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中。从本质规定，到资本化带来的异化，再到辩证张力，这个思想有一条逐步推进的线索。

（一）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内涵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而后随即提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一般智力”首先是一种对象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将机器、铁路、电报等现代生产体系的物质成果界定为“人脑的器官”和“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机器体系的本质不是物理要素的机械叠加，而是人类知识在物质形态上的对象化。“一般智力”不是悬浮于生产之外的抽象观念，而是经由劳动实践凝结为物质生产力的社会知识，必须落脚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成为改造自然界的现实力量。综上，马克思所强调的一般智力，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形成的人类总体性知识力量，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象化为直接生产力，并作为一种与活劳动相对立的社会关系力量，实际介入并塑造着生产过程。

（二）社会知识转化为固定资本构成一般智力的本质规定

“一般智力”的本质规定在于它“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使用的“变成了”是一个完成时态的描述，指的不是社会知识在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性，而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获得的新存在形态。在以往的生产阶段中，知识、经验和技能与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并未发展成为独立的力量。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追溯道，在手工业时代，“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知识的积累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性传承，“手和头还没有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系统地为生产过程服务，使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一般智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进一步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马克思从“社会知识变成直接生产力”这一事实层面，推进到社会知识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地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这一社会形式层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智力”不是作为劳动者的共同财富发挥作用，而是作为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的力量发挥作用。固定资本不仅是物质的生产资料，更是资本统治活劳动的物质载体。由此可以澄清“一般智力”的本质规定：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或技能，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知识被资本占有、转化为固定资本属性、进而作为独立力量与活劳动相对立的社会历史现象。“一般智力”得以提出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固定资本的发展”，其本质是资本的社会属性而不是知识本身的自然属性。

（三）一般智力的资本化使劳动者沦为机器体系的器官

资本借助“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产物即机器体系完成对活劳动的身体技能的替代，进而在直接生产领域实现对活劳动的实质吸纳。实质吸纳意味着资本不仅从形式上控制了劳动过程，更从技术逻辑上重新组织了劳动本身，其核心手段正是“一般智力”的物化。马克思强调，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则使工人不独立，使他成为被占有者。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大生产的转变中，劳动主体地位被彻底颠覆。在机器大工业中，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而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则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一般智力、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本身并不排斥工人，正是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运用才致使它们成为外在于工人的异己权力。“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对“一般智力”资本化本质的核心概括。“一般智力”在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集体产物，是劳动者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不仅被资本无偿占有，而且被转化为支配和剥夺劳动者的权力。异化的根源不在于“一般智力”本身，而在于其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所发生的社会形式转变。“一般智力”所代表的巨大生产力越是发展，劳动者被剥夺和支配的程度反而越深。

（四）一般智力的辩证张力从资本力量走向扬弃资本的自我运动

资本的占有形式能够被超越，而这种超越的可能性恰恰内在于资本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资本在生产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生产出了扬弃这一生产方式的物质前提。“一般智力”的发展正是这一内在矛盾的具体展开。“一般智力”的发展不仅是资本的力量，同时也是摧毁资本的力量，因为它在客观上创造了这样一种历史可能：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清晰的阐述，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如何实现这一扬弃，马克思的回答指向了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根本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构想。马克思强调，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一般智力”的发展既造成了劳动者的异化，也为扬弃异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当“一般智力”的社会化本性与其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冲突激化到一定程度，当社会财富的尺度从剩余劳动时间转变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时，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获得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二、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当代价值

伴随数字智能革命飞速发展，马克思笔下的“一般智力”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被固定资本吸纳的“死知识”，日益外化为独立的知识产权客体，并成为重要经济角色。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思想在当代的理论意义，不限于对资本主义新动向的穿透性诊断，也不止于对人工智能挑战的原则性回应，它更根本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把生产力进步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

（一）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锐利的批判武器

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对于批判考察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马克思写下“机器论片段”至今已逾一个半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历了从机械化的工厂体系到数字化的平台体系的历史性变迁。变化的是技术形态，不变的是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占有逻辑。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据、算法、知识、信息等“一般智力”的当代形态不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辅助要素，而是成为价值增殖的核心引擎。平台经济通过汇聚海量用户的行为数据，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可售卖的商品，而数据的生产者却未能从中获得相应回报。数字资本在循环的各个环节呈现出新的剥削机制。生产资料环节形成关键性数字垄断，生产环节导致劳动者面临“时空殖民”与“去技能化”，流通环节借助网络效应与数据反哺捕获超额利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进一步表明，在数据征用与算法封装的机制中，“一般智力”被资本重新组织并深度吸纳。算法作为对象化的一般智力，反过来规训和支配着当下的劳动过程。只要“一般智力”的被占有与劳动者的被支配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不会消失。数字技术并没有消解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是将这种对立转移到了一个新的战场。

（二）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发展挑战提供理论指引

人工智能时代，解放“一般智力”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时代的机器体系主要替代的是人的体力劳动，人工智能技术正在系统性地替代人的智力活动。“一般智力”问题由此从理论层面直接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正从体力向脑力、从低技能向高技能、从执行层向决策层全面蔓延。当机器不仅替代人的手，还替代人的脑时，马克思所揭示的“一般智力越是发展，工人反而越是无知”的悖论将以更加深刻的方式重演。智能技术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这种可能性被转化为新的压迫形式。算法控制突破传统时空界限，将劳动再生产过程纳入价值增殖体系，导致劳动者在生物节律与精神活动层面的双重异化。人的认知能力被算法剥夺，人的劳动过程被算法替代，“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人的主体性正在被一般智力的当代形态所消解。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基本判断。问题不在于“一般智力”本身，而在于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它被置于何种社会关系之中，技术的解放潜能只有在摆脱资本增殖逻辑的束缚之后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三）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战略启示

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阐发的机器体系、固定资本和“一般智力”等概念，构成理解新质生产力之“新质”的逻辑与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一般智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一般智力”思想揭示了知识、科技和创新能力在生产力系统中的核心地位是理解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维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要自觉推动一般智力的社会化创造与共享，使其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同时应当警惕技术应用的异化风险，智能化在带来生产率潜能极大解放的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和非稳定化，衍生出数据垄断、算法霸权等新的控制形式。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关注技术指标的提升，更要关注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中国式现代化为“一般智力”超越资本逻辑、回归服务人的发展的社会本性提供了制度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数智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占有，就为“一般智力”的社会化应用排除了制度障碍。一般智力得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上参与社会生产过程，并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结语

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一般智力”以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全新形态深度嵌入生产生活。马克思揭示的那种结构性矛盾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得到强化。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启示在于，生产力的解放并不能自动带来人的解放，当“一般智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使直接劳动不再构成财富主要源泉的地步，改变生产关系的条件就趋于成熟。让“一般智力”回归其社会本性，使其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理论批判的逻辑结论，更是社会实践的迫切课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姜淑娟. “一般智力”资本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数字资本主义知识霸权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 (3).

[3] 陈俊昆. 人工智能与一般智力的实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 (12).

[4] 付文忠,梁少春. 数字化背景下马克思一般智力理论的重释[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 (2).

[5] 孙乐强. 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重构及其效应评估[J].探索与争鸣,2021 (1).

詹宏伟 徐艳艳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