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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50年代全国戏曲改革运动逐渐铺开，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戏曲曲艺的发展轨迹。江西作为历史悠久的戏曲文化富集区，孕育了丰富多元的地方戏曲与曲艺形态，这些艺术形式深刻融入了地方文化传统，构成了江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江西“戏改”过程中，赣剧被正式命名并确立为“省剧”，是江西“戏改”的代表性事件。回顾其组织化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可以为当代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带来有益启示。本文试图梳理赣剧从分散民间班社到系统性组织建构的脉络，提炼其中的核心经验，并探讨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戏曲传承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赣剧；戏曲组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传承

一、赣剧组织化的历史脉络

赣剧的组织化进程，并非一个剧种的自然演进，而是在20世纪中叶社会制度深刻变革背景下，由政治力量、文化理想与艺术规律共同推动的一次系统重构。在此过程中，原本分散于赣东北等地的饶河戏、广信班等民间戏曲形态，经过资源整合、制度创新和符号塑造，最终凝聚为具有省级文化代表意义的“赣剧”。

明清以降，江西便是高腔艺术的重镇，弋阳腔、青阳腔曾流布天下，深刻影响了中国戏曲的声腔格局。至清末民初，在赣东北的饶河流域与信河流域，分别形成了以演唱弹腔（西皮、二黄）为主的饶河班和广信班。它们虽同属乱弹系统，但在声腔侧重、表演风格、流行地域上有所差异，且长期以半农半艺的“太子班”或职业班社的形式分散活动，缺乏统一的艺术规范和稳定的组织依托。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更使这些班社朝不保夕，不少老艺人流离失所，许多珍贵的剧目和技艺濒临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改人、改戏、改制”方针的推进，江西的戏曲工作被纳入国家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1950年，在江西省文联筹委会的主持下，新文艺工作者与流散各地的饶河班、广信班艺人一道，会聚南昌，开始筹组新型剧团。1951年，江西省赣剧实验剧团正式成立，这是第一次以“赣剧”之名将两路艺人组织在同一团体之内。1953年，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官方认定，“赣剧”被正式确定为这一整合后的剧种名称。“赣”字不仅标示了地理归属，更赋予其超越地方小戏的省域文化象征意义。1954年，江西省赣剧团成立，随后景德镇、上饶、波阳（今鄱阳）等地相继成立市、县级赣剧团，一个以省团为龙头、地县剧团为分支的组织网络初具轮廓。

这一组织化进程在1960年达到一个高峰。当年，在江西省赣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西省赣剧院，下设多个分团，同时将原演员训练班扩展为附属戏曲学校（后并入江西省文艺学校）。由此，赣剧形成了演出、教学、研究一体化的体制雏形，告别了旧式班社口传心授、自生自灭的脆弱状态。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如石凌鹤等，深度介入剧目整理与导演制度的建立，潘凤霞、童庆礽、杨桂仙等年轻演员迅速成长，传统剧目《珍珠记》《梁祝姻缘》以及新编弋阳腔《还魂记》等相继搬上舞台并进京演出，获得广泛赞誉。赣剧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大剧种，在全国戏曲版图中拥有了清晰的面孔。

当然，组织化之路并不平坦。六十年代后期，赣剧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省赣剧院被撤销，大批艺人下放，积累的剧目资料损毁殆尽。直至1979年后，江西省赣剧团（院）恢复建制，各地剧团也陆续重建。然而，社会环境与娱乐方式已发生深刻变化，赣剧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前现代的无序状态，而是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冲击下的生存困境。2011年，赣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保护与传承在“非遗”框架下获得了新的制度支撑，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走向法治化、社会化的保护传承体系。回顾这一脉络可以发现，赣剧的组织化不仅是艺术形式的整合，更是一个持续回应时代命题的能动过程。

二、赣剧组织化的历史经验

赣剧的组织化进程，在短短十余年间实现了剧种地位的巨大跃升，其经验绝非单一的行政命令所能概括。今天回望，至少有四方面经验值得深入总结。

首先，政治引领与艺术规律的有机结合，是组织化顺利推进的根本前提。“戏改”无疑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改造运动，但在江西的具体实践中，政策执行者较为自觉地避免了对民间艺术的简单否定。新文艺工作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改造者”，而是以尊重和学习的态度，与老艺人同台演出、共同切磋。他们帮助记录口述剧本、记谱整理声腔，将分散的“江湖十八本”等剧目去芜存菁，使不少濒于失传的弋阳腔、青阳腔遗产得以保存。在声腔定位上，没有强求统一为正统声腔，而是确立了以弹腔为主、兼蓄高腔的多声腔格局，既呼应了当时文化部对高腔遗产抢救的重视，又尊重了饶河、广信艺人原有的艺术根基。这种在政治目标与艺术规律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做法，使组织化获得了广泛的艺术认同，避免了“人走政息”的短期效应。

其次，系统性的制度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和人才保障。“改戏”离不开“改人”和“改制”。旧时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无着，赣剧组织化过程中，通过将民间艺人纳入国家剧团编制，使其从“跑江湖的戏子”转变为受人尊重的文艺工作者，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同时，废除旧班社的封建把头制度，建立导演制、剧本制、排练制，使艺术生产从即兴随意走向规范严谨。尤其关键的是，通过创办戏校和举办训练班，将人才培养从师徒私授转向系统化的学校教育，潘凤霞、段日丽等一代新人在此体制中迅速成长，保证了艺术血脉的赓续。这种“院团—学校”双轮驱动的人才链，在当时全国地方剧种中堪称典范，也是赣剧在数十年内保持艺术水准的关键所在。

第三，剧目遗产的抢救整理与创造性转化同步并举，赋予组织化以丰厚的文化内涵。组织化不仅仅是搭班子、建机构，更核心的是要拥有立得住的作品。江西省文化部门在1950年代组织力量，大范围搜集、记录弋阳腔和青阳腔传统剧目，整理改编了《珍珠记》《卖水记》《金貂记》等一批高腔戏，使这批“活化石”重现舞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石凌鹤根据汤显祖原著改编的弋阳腔《还魂记》，将古典文学名著与古老声腔完美融合，潘凤霞饰演的杜丽娘，被誉为“美秀娇甜”，该剧后被拍摄成彩色戏曲片，使赣剧的声名远播海内外。与此同时，创作团队并未囿于传统，还新编了《梁祝姻缘》《西域行》等古装戏和《一群穆桂英》《红色宣传员》等现代戏，展现了剧种的多方面适应能力。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剧目积累，赣剧作为“省剧”的地位才获得了坚实的艺术支撑，而非徒有虚名。

最后，文化认同的符号塑造与公共功能的自觉承担，使组织化的赣剧超越了一般娱乐行业的属性。以省名冠名剧种，在中国戏曲史上并不多见。赣剧的命名与确立，本身便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构建：它不仅要代表一种声腔艺术，还要凝聚江西的历史文脉，成为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1960年代前后，赣剧频繁进京演出、参加重大庆典，并被指派赴庐山为重要会议演出，实际上承担了代表江西文化形象的公共职责。这一过程反过来强化了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形成了组织化与认同感之间的正反馈循环。这种将地方剧种“扶上”省域文化代表位置并赋予其公共职能的做法，是赣剧组织化的一条宝贵经验。

三、赣剧组织化的当代启示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赣剧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态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昔日依托国家计划体制建立的组织形态，在市场经济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下面临转型阵痛。然而，恰恰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自信建设与乡村振兴等多重语境交叠的今天，赣剧组织化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富于洞见的当代启示。

第一，非遗保护须在制度刚性与活态弹性之间寻找平衡，重塑稳定的传承生态。赣剧早期的兴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剧团编制的稳定性、戏校培养的系统性以及财政保障的兜底功能。当前，赣剧虽已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但部分基层院团仍面临人才流失、经费不足的困境。其启示在于，对于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地方剧种，不能仅仅将其抛向市场，而应借鉴历史经验，由政府提供基础性保障——如设立专项传承基金，将优秀青年演员纳入适宜的事业编制或资助体系，同时依托职业院校建立持续的招生培养机制，避免传承断档。但这种保障不能重走“铁饭碗”养懒人的老路，而需引入合同化管理、绩效考核等现代方式，实现稳定与活力的统一。

第二，以地方文化品牌的整合思维，推进戏曲与公共文化服务、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当年赣剧成为“省剧”，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符号提炼与品牌推广。今天，赣剧若要重拾文化影响力，就必须从单纯“等靠要”的思维中走出来，主动融入江西省的文化发展战略。例如，在南昌、景德镇、抚州等地建设赣剧主题演艺空间或驻场剧目，与“江西风景独好”的旅游品牌相结合，让赣剧成为可体验的文化景观；利用汤显祖、蒋士铨等江西文化名人的IP，创作具有文旅吸引力的新剧目；同时，将赣剧纳入公共文化配送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使其在基层文化服务中重新焕发活力。这种“戏曲+”的整合思路，与当年组织化过程中的省域格局建构一脉相承。

第三，在坚守剧种本体特征与拥抱现代审美之间保持开放的张力，实现创造性转化。赣剧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在整合饶河、广信两路声腔时没有一刀切，而是保留了高腔、昆腔、弹腔共存的多元形态。今天的创新同样需要有这种“融合而不失本我”的智慧。一方面，必须守护弋阳腔“其节以鼓，其调喧”的独特韵味和弹腔古朴激越的表演风格，防止在创新中发生剧种异化；另一方面，应大胆探索小剧场赣剧、实验赣剧、沉浸式演出，运用现代舞台技术和多媒体手段，创作贴近当代人情感结构与审美节奏的作品。例如，可尝试将传统折子戏与新编小戏组合，以“新古典”的面貌吸引城市年轻观众和知识分子群体，这与当年石凌鹤改编《还魂记》提升剧种文学品位的思路遥相呼应。

第四，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传承网络，将政府主导与民间活力充分结合。当年的组织化，既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也有新文艺工作者、老艺人、地方文化精英的广泛参与。当前，赣剧的传承仅靠少数专业院团远远不够，需要激活社会力量。应鼓励民间职业剧团和农村业余剧团的发展，在职称评定、展演机会、经费补贴等方面给予平等待遇；支持高等院校开设赣剧鉴赏课程、成立学生社团，培育未来的受众和研究者；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让赣剧的精彩片段与演员的日常练功走进大众视野，形成新的传播圈层。政府的角色要从“办文化”为主转向“管文化”与“扶文化”并重，通过政策引导、购买服务、荣誉激励等方式，编织起一张富有韧性的社会传承网络，让赣剧在民间沃土中再次扎下深根。

结语

回望赣剧组织化的历程，它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搬用的模板，而是一种关于文化如何回应时代的方法论启示：既需要决策者的远见与担当，也需要尊重艺术发展内在规律的谦逊；既需要坚强的制度保障，也需要留出弹性与活力空间。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今天，赣剧的故事仍在继续，而它从分崩离析到蔚然成形的“组织化”经验，依然是烛照前路的一盏灯火。

参考文献

[1]黎文雯. 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戏曲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名家名作,2025,(23):125-128.

[2]马雪妮,吴海洋. “AI+赣剧”多元化发展的研究与探索[J].匠心,2025,(5):12-14.

[3]丁蓓蒂,谢敏.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江西地方戏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J].喜剧世界(下半月),2025,(5):4-6.

[4]李雨佳.赣剧艺术特征和传承发展研究[D].南昌大学,2025.

尹业通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