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的支义青老人（右一）正在讲述帮红军架设浮桥的过程。记者 邝西曦摄

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记者 刘佳华摄

一湾碧水，蜿蜒北去。

在广西兴安县城北15公里的界首古街旁，坐落着一座名为“红军堂”的砖瓦房，堂前的湘江宽不过百米。

就是这样一条不是很宽的江，1934年冬，险些阻断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是因为这条江，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江畔那座红军堂，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渡江指挥所之一。

岁月无言，江水作证。85年过去，记者再走长征路，在桂北大地追寻湘江战役的遗迹，感受穿越时空的信仰之力。

血战：用生命铺就前进道路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关于湘江战役之惨烈，桂北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评价。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接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进入广西，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以及粤军共26个师近30万人，从四面包围，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既不能北进，也不能南下，更不能后退，红军唯有奋勇向前，杀开一条血路，渡过湘江。

在灌阳新圩，红三军团第五师阻击桂军，那年，红五师师长李天佑21岁，他后来回忆道：“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的兵力火力，轮番冲击……”部队十分疲惫、弹药不足、敌众我寡，严重减员，战士们在炼狱般的战场苦苦坚守。是役，红五师加上接防该阵地的红六师第十八团，共伤亡3500余人。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中美在一天之内相继壮烈牺牲。”桂林党史专家黄利明说。

“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脚山铺阻击战于1934年11月29日全面打响，战斗空前惨烈，至12月1日红军撤出白沙河防线，2000多名指战员牺牲。

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陷入重围，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时任该师第一〇〇团团长的韩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敌人围歼我党中央、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之侧的企图未实现后，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杀我片甲不留。”

重兵包围之中，红三十四师孤军奋战，弹尽粮绝，“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除极少数突围幸存外，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向湘南突围，负伤后不幸落入敌手，他乘敌不备，断肠明志，英勇就义，年仅29岁。

突破：用信仰书写历史答卷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1934年12月1日凌晨，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给红一、红三军团发出的指令中有这样两句话。当天，各处战场的战斗愈发激烈。

凤凰嘴是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红军在江上过，两架飞机在头上扔弹、打机关枪。江面上漂着很多红军尸体，有很多是老百姓后来去埋的。”家住广西全州县凤凰嘴渡口的蒋济勇老人仍忘不了当时情景。

到12月1日下午，界首和白沙河防线相继失守，敌人封闭了湘江通道。此时，军委纵队已全部过江，主力红军也在这天渡过湘江。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12月4日，军委第一纵队开始翻越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陆定一的《老山界》记录的正是当时的情形。翻越老山界后，红军通过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离开广西，进入湖南。

“湘江战役可以说有两个突破。”广西党史专家农丕泽说，一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其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图谋，保存了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达成了突破湘江的战役目的；二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通过对比，认识到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为突破教条主义的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中央红军过广西，只有短短十几天，但这是挽救红军命运、扭转革命前途的十几天。正如毛泽东作于长征途中的《十六字令》所指：面对有如天塌般的劫难，红军将士们怀着如山般崇高且坚定的信仰，血战湘江，一往无前，砥柱中流，立地顶天。

爱民：用铁纪筑牢取胜基石

1934年12月，红军进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后，红三军团某部经过泗水乡周家村，邀请当地几个主事的瑶民座谈，了解疾苦，宣传民族政策和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红军走后，老人们顺着他们留下的“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标语笔迹，把两句话刻进石头里，一直保留至今。

广西北部世居着瑶、侗、苗、壮四个少数民族，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铁一般的信仰熔铸铁一般的纪律，战士们的一言一行，各族同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湘江战役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和侵害。1934年11月29日，《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发布，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还作出“买东西用银元或铜板，不许用苏区钞票；买粮买杂粮不买大米；不与各族同胞争井水、共厕所”等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有铁纪，更有柔情。

1934年12月10日，军委纵队驻扎在龙胜县平等一带，敌特纵火烧村寨嫁祸给红军。周恩来一面派部队警戒，侦查可疑之人，一面与其他同志指挥部队救火，保住了村寨和鼓楼。后来，红军还出资救济受灾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指挥救火的鼓楼改名为红军楼，审判敌人的地方改名为审敌堂。85年风吹雨打，两座建筑依然安静伫立，人们觉得红军仿佛从未离开。

红军军医为灌阳县水车镇水车村村民翟顺修刚满两岁的孩子免费治病开药，孩子病情好转。后来，翟顺修见红军准备架桥过灌江，把家里的大桌子、门板都扛了出来，给红军架桥，还到江心和红军一起打桩，帮助红军渡江。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老百姓为红军带路，给红军送饭，有的还参加了红军……中央红军从广西走过的十几天很短，这份鱼水深情很长。

传承：用行动告慰烈士英灵

“我爷爷就是戴着这种斗笠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7月1日，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里，来自福建长汀的红军后代蔡金旺将一顶斗笠捐献给碑园。

蔡金旺的爷爷蔡开铭，1933年参加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蔡开铭留给族人最深的记忆，就是头戴斗笠参加红军去了，祖屋里没有他的画像，只能挂着一顶这样的红军斗笠。

蔡金旺说，斗笠虽易破损，“但不可破损不可焚毁的红军革命精神，却在长征沿途播撒，在中国大地播撒。”

悠悠岁月，红军后代及无数壮乡儿女传承长征精神，以行动告慰烈士英灵。

今年69岁的李清鸾，在42年前嫁到灌阳县灌阳镇排埠江村，在整理屋子时发现一面印着五角星和党徽的红旗，原来是爱人黄永富的曾祖父黄合林85年前替一名红军战士保管的。

1934年，黄合林救治了一位在湘江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伤势好转后要去找部队，临别时将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送给黄合林，让他好好保存，自己在革命胜利后会来取。

黄合林将那面红旗包了一层又一层，用一个小木箱装好，藏了起来。临终前嘱咐儿子黄荣清好好保存，等那位红军战士来取走。1979年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清鸾把红旗交给县武装部，请他们去寻找那位战士。如今，这面红旗静静地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诉说着85年前的约定。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管理处副主任尹汤怀，1996年参加工作，从对湘江战役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成长为同事心目中的“活教材”，20多年来，他也走在自己的“长征路”上。

“工作这么长时间，每天不管多晚，我都会在睡前看党史书籍。”尹汤怀表示，作为一名讲解员，有责任将湘江战役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将长征精神永远传承下去。